1950年8月26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。20世紀50年代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，曾多次來我家做客。第一次來時他說：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干的太太?！?/p>
父親對我1947年來美國后發(fā)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(fā)生興趣，因為它們都與群論有密切關系。1957年1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恒的理論以后，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，告訴他此消息。宇稱不守恒與對稱有關，因而也與群論有關，父親當然十分興奮。那時他身體極不好，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。
1957年我和杜致禮及我們當時惟一的孩子光諾（那時六歲）去日內(nèi)瓦。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(nèi)瓦和我們見面。他得到統(tǒng)戰(zhàn)部的允許，以帶病之身，經(jīng)北京、莫斯科、布拉格，一路住醫(yī)院，于7月初飛抵日內(nèi)瓦，到達以后又立刻住入醫(yī)院。過了幾星期，父親身體漸漸恢復健康，能和小孫子去公園散步。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“secret path”（秘密通道）。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：父親對著鏡子梳頭發(fā)，光諾雀躍地開門，我感到無限的滿足。
有一天他給致禮和我寫了兩句話：每飯勿忘親愛永，有生應感國恩宏。今天的年輕人恐怕會覺得這兩句話有一點封建味道，可是我以為封建時代的思想雖然有許多是要不得的，但也有許多是有永久價值的。
1960年夏及1962年夏，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內(nèi)瓦團聚。致禮、光宇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。每次團聚頭兩天總是非常感情沖動，講一些自己的和家人與親友們的遭遇。以后慢慢鎮(zhèn)靜下來，才能欣賞瑞士的一切。
靈魂深處的愿望
父親三次來日內(nèi)瓦，尤其后兩次，都帶有使命感，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。這當然是統(tǒng)戰(zhàn)部或明或暗的建議，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愿望。
和父親、母親在日內(nèi)瓦三次見面，對我影響極大。那些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。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。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，有一個晚上，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：從前不會做一根針，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（那時還沒有制成原子彈，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制原子彈）。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，動輒死去幾百萬人，今天完全沒有了。從前文盲遍野，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。從前……，今天……。正說得高興，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：“你不要專講這些。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，站排站了三個鐘頭，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，有什么好？”父親很生氣，說她專門扯他的后腿，給兒子錯誤的印象，氣得走進臥室，“砰”的一聲關上了門。
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，而且二者并不矛盾：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，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，會有更大的痛苦。
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。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，進入云南上空時，駕駛員說：“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!”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。
傍晚時分，到達上海。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。我們一同去華山醫(yī)院看望父親。
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。父親仍然住在醫(yī)院，身體更衰弱了。次年5月12日清晨父親長辭人世，享年七十七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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